校服承担育人功能，但为何中国校服却承担管理功能？
有一半以上的中学生认为，自己的校服不够前卫，不体现个性。无法通过着装来表达个性的他们，只好偷偷地在“老套 ”的校服上涂鸦，或进行“时髦”的修剪，在夹缝中标新立异以展现自我。
校服最初设计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育人，然而经历了多年的实践后发现，现实与目的背道而驰，校服最终沦为了某种抑制个性的产物。
校服的育人功能，是中小学校推行校服政策的主要动因。
然而，在中小学实践中，校服的本体功能往往被掩盖起来，以至于“校服样式本身的意义恰恰被异化为它的对立面，即仅仅是为了统一和规范”。
校服原本充盈的育人功能，逐渐被单一的管理功能所取代。校服的育人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早在1993年4月 ，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专门发布《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实行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 (校服)，是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贯彻中小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优化育人环境，加强学校常规管理，有利于全社会对学生身心健康的保护与监督……”
2015年6月，教育部、工商总局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发挥校服的育人功能，保障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可见，校服之育人功能是我国推行校服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一）校服的育人功能
不管是最先出现在西方教会学校的“蓝制服”“伊顿服”，抑或是我国严格意义上最早的学生装——“中山装”与 “文明新装”，它们已超越普通衣物的一般价值，成为一种鲜明的非语言符号，代表并传承一所学校甚至一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是学校重要的育人资源。
首先，校服能够通过对校园文化的诠释和彰显，以陶冶的方式发挥隐性的育人作用。
校服作为具有直观性的校园物质文化，能将无形的价值观念、教育理念、特色文化等表现为直观、可见的物质形态，并与校园其他物质文化形式相结合形成磁场 ，通过视觉等感官刺激 ，将所蕴含的价值观、道德理念内化为师生的精神力量，对其进行价值引导和熏陶。
其次，校服能够丰富、完善校园文化 ，促进学校特色发展与德育品牌建设 ，最终达到优化育人环境的目的。作为校园物质文化的构成部分，校服不仅可以改变学校的直观风貌，还能与其精神理念和校本文化融合起来，推动整体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
同时，校服还能将本校学生与其他人士区分开来，以免社会无关人员进入校园，保证与其他人士区分开来，以免社会无关人员进入校园，保证校园安全以及育人工作的顺利进行。
再次，校服能满足青少年归属感之需求，并起到团结师生 增强集体荣誉感之作用。
当他们穿着代表母校的统一校服，便被给予一种暗示 即 “我” 已加入这个大集体 成为正式的一分子。心理需求的满足有利于学生将精力聚焦到学校学习和活动当中，帮助其追求更高的自我实现之目标。
同时，校服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还可协助青少年进行角色定位，强化 “学生身份意识 ”，让他们体会到自己的行为即代表母校，使其主动规范自身言行举止以维护学校形象，起到增强集体荣誉感的作用。
（二）育人功能的作用机制
校服育人作用的有效发挥，关键还在于学生对校服的认同。学生作为穿着校服的主体，其对校服的认同过程也是一个态度变化过程。
因此，学生对校服的认同发展，据此可分为被动服从、自愿接受与真心接受三个阶段。
在被动服从阶段，学生并不理解校服要求的初衷，只是为了避免惩罚，在表面上服从校服规定。如若没有外界的硬性要求，学生是不愿穿校服的，甚至还会因为不理解校服的价值所在而产生对校服和校规的抵触情绪。
校服想要进一步引导学生 、团结学生并彰显和塑造校园文化，最终实现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便非常困难。在自愿接受阶段，学生穿校服不再是因为外界的要求，而是他们开始接受学校施行校服规定的育人价值，逐渐消除对校服的排斥心理。
到了真心接受阶段，他们则真正理解校服的丰富内涵与意义，对校服的情感态度将从抵触转变为喜爱，校服的育人功能也得以有效发挥。
因此，校服要想将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传递给学生，产生应有的育人效果，关键就是要让学生从被动服从转变为真心接受，用积极的态度去感受和汲取其中的精神价值。
校服功能的异化
然而在现实中，校服的功能却出现了异化，多数学生对校服的认同尚处于被动服从阶段，校服逐渐演变成一种单纯的管理手段，成为学校规训学生和简化管理的工具。校服的质量问题，甚至已经威胁到学生的身体健康。
（一）校服成为规训学生的工具
学校视校服为一种规训工具，是校服育人功能异化的突出表现。学校借此机会树立权威，将权力渗透到学生学习和生活之中。这种以校服为杠杆的微观规训方式，圈困身体与心灵，横贯空间与时间。
首先，圈困学生的身体与心灵。将校服作为规训的手段明显表现在对身体的改造上。学校通过制订校服规章制度——即一种学生必须服从的纪律——来驾驭和改造学生的身体。这些规范制订得十分细致，大到穿着校服的时间、地点 、场合，小到穿着校服的细节都有明确要求。
不仅如此，将校服作为规训手段，学校还试图对学生的心灵进行形塑，希望通过对身体的管理来谋求对精神的规范。
一方面，学校试图借校服政策，来营造监督与被监督的校园氛围，对学生进行纪律灌输和精神压制。学校通过校服将校内成员分成两个阵营：穿校服的学生和不穿校服的教师 。
穿着便装的教师在暗处管理、监督，处于主导地位，穿着统一校服的学生在明处学习，处于从属地位，使学校工作在监督与管制的氛围中运行 ，破坏了民主平等的育人氛围和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以至于学生如此慨叹： “穿上校服后 ，我们每天就像在监狱中一样。”
另一方面，学校独揽校服款式、风格的选择权和校服的订购权，以切断学生通过服装彰显个性特色的需求 ，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
童年后期和青春期正是孩子们彰显个性的阶段，他们对自己的外表和穿着格外在意 ，希望借此在同龄群体 中扮演各种角色并获得群体认同。他们的着装作为一种符号，是个体对自我个性与角色定位的表达。
然而，校服却是由学校选择、订购并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切断了学生通过服装表达自我的途径。调查表明，有一半以上的中学生认为，自己的校服不够前卫，不体现个性。无法通过着装来表达个性的他们，只好偷偷地在 “老套 ” 的校服上涂鸦，或进行“时髦”的修剪，在夹缝中标新立异以展现自我。
其次，对学生的监督贯穿空间与时间。通过校服，学校对学生的规训在空间上从校内扩展到校外 ，在时间上从在校期间扩展到放学之后 。
学生在校内，接受管理和监督，当他们踏出校门，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变得轻松，因为校服将管理和监督的权力扩散到街道、社区，移交给校外的监督者们。
穿校服的学生好似一张张 “移动靶”，在街道上、社区中、公共场所里十分醒目，到处可见 “监视的目光”。这些监视的目光，随时可以发现学生的存在，对学生及其行为进行定位和定性。
即使社会对学生的监督实为一种无意和间断的注视，但对学校来说，它可以让学生产生“被人监督的感觉”，知道即使在校园围墙之外，自己仍处在被监视之中。
（二）校服成为简化管理的手段
学校对学生服装的统一要求，也是一些学校为了降低管理成本，规避管理风险，从而简化管理的便捷手段。
首先，从校服管理的角度来看，不少中小学校一味地强调常规化、制度化，施行刚性的校服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校仅仅关注学生是否按规定穿着校服，却忽略学生对穿着校服的认识和感受。这样做虽然省时、省力，但校服原本充盈的教育意义被固化为呆板的管制流程 。
在校服的选用上，大部分学校掌握着订购权和定价权，学生只需负责出资购买并按规章穿着即可。如有违背，即按章处罚，轻则扣除个人德育分、班级量化分，重则受到纪律处分。此种旨在简化管理的校服政策，或许可以改变学校一时的面貌，降低管理成本，从学生发展的角度却缺乏人文关怀。
其次，从整个校园管理的角度来看，不少学校借助重纪律 、轻引导的校服政策 ，与其他规训方式相结合，使之交织为严密的规训网络。由此强化对学生的控制，从而减少违规、违纪行为，使管理变得更轻松与省事。迫于惩罚压力，学生多选择 “循规蹈矩 ”。
久而久之 ，这种以权威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师生互动模式，将会成为一种 “自然”状态，学生管理从而变得简单易行。
同时，一些学校还将校服视为一种规避管理风险、掩盖教育问题的手段，从而达到简化管理之目的。通过校服，学校尽可能将学生变为一个个相同的符号，由此淡化差异，规避因突发情况所带来的管理风险。目前，大多数中小学校的校服款式单一、造型松垮，以运动服为主，被学生们戏称为“米口袋”“老头儿服”。
除了审美不足之外，松垮的校服还无形地影响着学生的运动和学习。更严重的问题是，校服遮蔽了性别差异 ，模糊了青少年的性别意识。特别是女生的性别特征，成了一个 “不能说的秘密”。已有学者指出，中国运动式校服之所以 “去性别化”，折射出部分教育管理者对女性身体和性的恐惧，此恐惧源于中世纪式的禁欲主义传统。
学校基于传统教育中对性教育的避讳，利用 “去性别化”的校服统一学生外形，试图规避这种风险及其带来 的挑战。这种做法并未解决青少年的性心理冲突，反而可能导致性别认知和交往障碍。
这些学校为了通过校服来达到简化管理的目的，多以强迫的方式对学生施加压力，让他们迫于压力而服从。学生因畏惧而改变自身行为，但内心却背道而驰 ，对校服的认同只停留于被动服从阶段，校服的德育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
结尾：“重拾” 校服的育人功能
要想达到从 “管人”到 “育人”的转变，重拾校服的育人功能 ：
首先 ，改变硬性的管理模式 ，增加人文关爱 ，将学生看作具有能动性的 “人 ”，而非被规训的 “物 ”；同时，还要致力于促进学生对校服的认同工作，让学生理解校服、喜欢校服，从对校服规定的被动服从转变为真心接受；此外 ，还要加强校服的象征性和人文意义，使校服能对学校文化进行演绎和诠释，并传达积极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优化育人环境 ，发挥隐性的育人作用。